（综合讯）1979年4月，美国派出中国共产党1949年当政以来第一个国会代表团，拜登作为其中一员第一次拜访中国，当时他还是个「初入参议院的愣头青」。他说，从那以后，他「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的本质产生了长期的兴趣」。他见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正在开启对中国指令性经济的市场改革。
2011年5月，拜登作为副总统接待中国官员时，愉快地回忆起那次访问。尽管承认争论的存在，但他说自己「现在依然秉持当时的信念：一个崛起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来说，而且对于美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积极又积极的发展」。
然而，随著几十年来中国不断繁荣，拜登也频繁地发出批评，尤其针对人权问题。
1989年，天安门广场周围的示威者遭到镇压，这激怒了拜登，他提出立法，创建了一个联邦政府资助的媒体网路，在中国宣传民主价值观。拜登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残酷的体制」，后来一度任国务院发言人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助手詹姆斯·P·鲁宾说。这个媒体即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在1996年推出并运作至今。
在美国能够提出的实际要求方面，拜登也看到了局限性。1991年，当参议院讨论是否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时，他承认该国在人权和「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的记录「应受指责」。但是他主张，美国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向伊朗和敘利亚出售导弹，这威胁到以色列。
2001年8月在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一处海滨大院，参议员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从一辆小巴走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开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会晤。
在一次午宴上，拜登和其他三名参议员与中国官员就辛普森案对美国法律体系完整性的影响发生了争论。当参议员随后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面时，他们就这一问题和其他棘手问题继续展开辩论——导弹技术扩散、人权和台湾。
但拜登也曾在2001年的北戴河帮助美中关系开创一个重要时代——与中国建立商业联系，使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得以加入世贸组织。那是他作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首次率团前往海外。
几天后，这位参议员前往长城附近，参访一个只有土路的村庄。在距离他的家乡特拉华州7000英里的地方，拜登像一名候选人一样高兴地与一脸困惑的当地人打招呼，甚至还从一个罗马天主教牧师那里领取了圣餐。
回到华盛顿之后，他看到了更多的希望，而不是危险。他向记者提供了他曾向中国领导人传递的相同信息：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因为大国要在人权和贸易领域遵守国际准则」。
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国——并且，在许多美国人眼中，还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说，它利用了拜登和许多官员支持的全球一体化。
2020年大选一定程度上被华盛顿许多人眼里的一种「新冷战」所定义。随著拜登在竞选中面临特朗普总统的猛烈攻击，他对中国的言论显示出他的思维发生了剧烈转变。
拜登将中国的威权领导人习近平称为「暴徒」。他还威胁，如果当选，假使中国试图压制美国公民和企业，将「迅速实施经济制裁」。「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今冬他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根据对他的十余名顾问以及外交政策助手的采访，还有拜登自己的说法，拜登如今视中国为一个首要战略挑战。
从谨慎乐观到谴责中国，但又同时努力寻求合作，拜登的20年是中美关系弧线的象征。现在，中美关系已经恶化到一个不稳定的、存在爆炸可能的状态。但在特朗普谴责华盛顿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败之际，作为建制派化身的拜登并没有放弃他过去对接触政策的热情。
在2018年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为拜登提供谘询的两名前欧巴马政府官员库尔特·M·坎贝尔和埃利·拉特纳表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在对华政策上犯下了根本性的错误。
「不管是意识型态光谱上的哪一派，我们美国外交政策界一直对中国如何处理经济、国内政治、安全和全球秩序等方面寄予很高的期待，尽管反对这种政策的理由在日渐增多，」他们写道。「建立在这种期待基础上的政策，未能以我们打算或希望的方式改变中国。」
拜登的政策声明和对他助手的采访显示，尽管拜登不愿承认自己之前观点的错误，但他最近谈到的并不是改造中国，而是恢复美国。他们说，美国必须重新扮演自由价值观和经济创新领袖的角色，这将使华盛顿有资格团结志同道合的国家来限制中国。
他们说，拜登的首要任务是重建联盟，在全球重新捍卫民主，而特朗普已经削弱了民主。拜登的「重建更好」经济计划倡导对美国工业和研究的投资，部分目的是为了与中国竞争。他还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可以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比如气候变化、卫生安全和防止核扩
尽管特朗普政府的鹰派人士打算让两国走上长期对抗的道路，但特朗普本人在中国问题上却摇摆不定。今年他停止破坏性的贸易战争，把习近平称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并在Twitter上表示「很尊重！」。而特朗普现在又愤怒地谈到「中国病毒」，用这个词指代冠状病毒疫情。
拜登则呼吁采取更稳定的方式，但对于两个经济相互交织的超级大国如何处理意识型态差异，他没有简单的答案。在5月的一次《纽约时报》采访中，他说，他在2011年和2012年多次会见习近平，试图看清是否有可能和中国建立「一种竞争性的关系，同时避免形成争斗的、以武力为基础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