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档案： 2021

Kota Kinabalu: Seorang lelaki warga asing yang bertindak agresif termasuk cuba merempuh polis ketika melarikan diri berjaya ditahan polis dalam kejadian di Manggatal, hari ini. Dalam kejadian kira-kira jam 2 petang itu, polis  melepaskan dua das tembakan ke tayar kereta Perodua Myvi berkenaan sebelum suspek melarikan diri. Pemangku Ketua Polis Daerah Kota Kinabalu Superintendan George Abd Rakman berkata, kereta suspek kemudiannya hanya mampu pergi sejauh kira-kira 120 meter sebelum ditahan polis. Katanya, terdahulu dalam kejadian itu, suspek cuba ditahan dalam operasi ‘Op...

东西问|快评：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为何至今适用？ 中国新闻网 2021-10-09 21:17:40 　　(东西问)快评：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为何至今适用？ 　　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 题：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为何至今适用？ 　　中新社记者 李晗雪 　　百年前，面对国家之枯朽将倾，孙中山先生发出“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的呼喊。今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今日中国，不负孙中山先生遗愿，但今日中华儿女，仍应心存孙中山先生的呼喊。 　　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痛陈：“……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 资料图：孙中山像。陈一年 摄 图片来源：CTPphoto 　　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变革社会，要旨之一便是引导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国家振兴凝聚起来，共同奋斗。进步之潮自此冲关过隘，百年间中华民族已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但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还未完全实现，今日中华儿女更应不忘来时艰辛；孙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的呼喊，还应时时响在耳畔。 　　曾经，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在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旗帜下聚集，传播革命思想、兴起进步浪潮、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经历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接着探寻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救国道路；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坚定支持、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志愿，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浴血奋战，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救亡、建设、改革、复兴，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精神、引领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向前探索和发展。110年前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片散沙的民族状态绝不可复现；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 资料图：孙中山雕像。陈一年 摄 图片来源：CTPphoto 　　历经百年艰辛，方迎来今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当此之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作为民族一份子的最伟大梦想。而违逆历史潮流、民族意志者，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者，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这些逆潮而动的势力，绝无可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当此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向海内外中华儿女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当此之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份共同光荣、共同使命，应由每一位中华儿女置于肩上。(完) 责任编辑：于晓

东西问|从“中世纪”后退：西媒涉华抗疫报道是如何“转进”的？ 中国新闻网 2021-10-10 13:19:19 　　(东西问)章永乐：从“中世纪”后退：西媒涉华抗疫报道是如何“转进”的？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 题：从“中世纪”后退：西媒涉华抗疫报道是如何“转进”的？ 　　作者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接下来几天，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抗疫的报道，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词：“中世纪式的”(medieval)。自那时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的报道，就是一部以“中世纪”标签为起点的“转进”史。 　　“中世纪”与西方的中国印象 　　“中世纪式的”包含着非常复杂的信息。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在召唤黑死病的历史记忆的同时，更是根据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来塑造中国形象：封闭、黑暗、专制，权力的行使充满恣意，又常劳而无功，缺乏尊重个人权利，人民痛苦不堪而缺乏独立精神，因而需要西方引导乃至拯救。 　　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并非新发明。18世纪启蒙时代，欧洲出现魁奈和伏尔泰等一系列“慕华”思想家，在魁奈所属的重农学派影响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还曾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亲耕礼”。而这就使那些警惕波旁王朝绝对主义王权的思想家更为不安，一些人着手批判波旁王朝心仪的典范。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归入最糟糕的“专制主义”行列；卢梭在著作中也屡将中国作为负面范例。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避免中国这种可能性，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并无兴趣深入求证。 　　随着工业革命推进，欧洲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更趋负面。从黑格尔到托克维尔、穆勒，中国都被视为一个停滞不前的古老帝国，只有外力才能推动她发生变化。这种思维模式，为打着“文明教化”旗号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基础。近代日本吸收并内化了欧洲的“文明等级论”，其学术界、思想界不断论证，中国因过于落后而濒临被西方瓜分的边缘，需要日本加以引导乃至拯救，这甚至成为后来日本侵华的重要理论基础。 资料图：2020年4月14日，武汉，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转院，雷神山医院患者清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人设”与西媒报道“转进”史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但受到世界冷战格局等影响，中国被西方政界和媒体“指定”扮演“反派”角色。此“人设”长期延续。基于此，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任何正面信息时，总是加上一些负面内容：可以承认中国取得一些进步，但同时暗示中国的任何进步都不足以抵消其道路与秩序的根本性缺陷，甚至中国的经济进步和社会结构的演变，会促使其加速向西方的道路与秩序模式靠拢。 　　然而，在2020年以来的全球抗疫进程中，许多西方主流媒体实实在在地碰壁了，被迫不断“转进”： 　　最初，西班牙某报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题为“重返中世纪？”的评论，称只有“独裁”国家才会发生新冠蔓延，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对此有抵抗力。大量西方媒体对略萨的评论进行了报道。但随着新冠疫情在欧美更快传播，这种论调不攻自破。 　　《纽约时报》在2020年2月评价中国应对疫情的封城方式是“中世纪式的”，但到3月份，意大利也宣布封城了。《纽约时报》却绕开“medieval”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赞扬意大利的勇气，可谓毫不脸红地搞“双标”。 资料图：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后，由武汉站开往上海虹桥站的首趟列车G1722次列车驶入站台。殷立勤 摄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而欧美正处于疫情高峰。许多西方主流媒体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抗疫取得显著成果。但是，它们又强调，与中国大陆制度不同的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也取得了不错的抗疫成果，说明“自由民主政体”也能够取得抗疫成功。 　　可以发现，在报道中国抗疫实践时，这些媒体总是侧重强调各种措施的严格和强制性，而不去全面报道中国巨大的检测能力、疫情追踪能力、物资生产能力以及民众对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参与。BBC后来拍摄纪录片《重返湖北》更是故意在镜头画面加上灰黑色滤镜，以制造压抑形象。 　　然而进入2021年，台湾地区抗疫“破防”，韩国疫情严重反复，新加坡干脆放弃了溯源和清零。只有中国大陆在面对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袭击时坚持清零目标，经过一个月，重新实现本土新增病例清零。尽管9月中旬又发生小规模疫情，但“清零”的目标与信心并没有任何改变。 　　在此情况下，许多西方主流媒体继续“转进”：承认中国大陆有能力实现“清零”，也默认那些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很难实现“清零”。而晚近的话语策略，则是强调中国大陆付出的经济代价和个人自由代价过大，且长期不开放国门，无法跟国际接轨。 资料图：2020年3月24日，海南省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海南省人民医院治愈出院，与医护人员拥抱告别。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实际上，在不断“转进”的过程中，许多欧美国家并非不想“清零”，而是在各种尝试后没有能力“清零”。但将被迫的选择包装成自愿的选择，是维护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策略。相应地，媒体论述中国的口径也就不断调整，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心理平衡的方式。 　　但不管怎么“转进”，大量西方主流媒体对华报道的灰暗基调没有改变。这种报道取态，事实上对于西方社会自身非常有害：它未能全面传递中国抗疫的经验，阻碍了西方抗疫人员及时从中国的抗疫过程中汲取有用知识。长期以来，许多西方媒体按照固定套路刻意强调中国消极面的报道，客观上“自我麻痹”，使许多西方国家决策者长期漠视中国，既错过合作时机，也错过了竞争时机。 　　“灰黑滤镜”后的“普遍性”斗争 　　为什么在一个信息传播如此便利的时代，许多欧美主流媒体仍然坚持“灰黑滤镜”？关键似乎并不在这些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加“灰黑滤镜”，本质上是维护欧美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的信念的内在需要。 　　如果承认中国在不改变自身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同样可以建设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那就相当于承认可以用很多把钥匙打开同一个锁，西方掌握的钥匙也只包含局部真理。这不仅关系到西方对自身制度和道路的普遍性的信心，更关系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比如，许多欧美奢侈品是在中国代工，其生产成本低廉，超额利润靠品牌溢价，而这种品牌形象，是建立在西方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形象的营造之上，一旦“高大上”的形象崩溃，就可能会跌成“白菜价”。至于金融资本的运作，更依赖对于人心预期的操控，一旦信心失落、预期失控，赢利空间也就会被大大压缩。 　　因此，疫情暴发以来，欧美舆论界很多人思考的根本不是联手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是把抗疫想象成捍卫西方道路与制度普遍性的斗争。 当地时间2021年9月1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插着数十万白色旗帜，悼念新冠逝者。 中新社记者 陈孟统 摄 　　变局中的中国选择 　　全球秩序正从单极霸权体系向多极化方向转变。在此背景下，我们仍难期待欧美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撤除或淡化“灰黑滤镜”。毕竟，那将意味着欧美舆论界对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的接纳，对当下欧美主流精英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但即便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始终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以使西方主流媒体面对实践结果不断地“转进”，从而将它们的“灰黑滤镜”进一步暴露在世人面前。 　　同时，中国还可从西方主流媒体“灰黑滤镜”对本国精英的“催眠”效果中学到一些东西。中国古代文明传统与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经验中都富含这样的制度思想——它对用静态眼光看待普遍性保持警惕，更不会认为某种特定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也不会作茧自缚，让自己陷入一旦承认其他制度的正当性就会导致丧失自身制度普遍性的思想困境。在时间与空间中获得持久存在的方法，恰恰是一种承认“变易”的方法，正如《周易·系辞》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因此，不加“灰黑滤镜”或“美颜效果”，实事求是报道各国发生的事情，根本无损于中国自身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在许多西方主流媒体继续自我“催眠”时，中国保持清醒头脑和开放心态，不背虚幻的“偶像包袱”，不陷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根据时势的变化调整战略战术，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上的优势。(完) 　　作者简介：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史、国际法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与中国近代政治史/法律史，尤其关注国家/民族建构与宪法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研究议题。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等专著。 责任编辑：姜雨薇

东西问|张海鹏：如何准确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与未来启示？ 中国新闻网 2021-10-10 13:24:29 　　(东西问)张海鹏：如何准确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与未来启示？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 题：如何准确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与未来启示？ 　　作者 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讲话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上，系统阐明了辛亥革命的伟大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宣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总结了辛亥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的五点历史启示，思想非常深刻、非常深邃、非常有理论深度、非常有说服力。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110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党发动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虽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却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皇帝宝座，为中国走向民主共和制度创造了政治前提。在清朝专制统治下，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党禁严厉，兴中会、同盟会都只能在海外组织。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冲击，使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民对革命的追求绵延不绝。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从而为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没有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许多政党是无法成立的，当然，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也是无法成立的。 资料图：孙中山像。陈一年 摄 图片来源：CTPphoto 　　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是建立了共和国，引进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是很不成功，造成了北洋军阀混战、国际地位低下、人民生活困苦的局面。这证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适合于中国。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实现国共合作，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辛亥革命的精神之魂是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因为国家的积贫积弱、民族的危难多舛、人民的困顿疾苦，有志之士才要用革命推翻清朝腐败统治，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和“振兴中华”的吼声。也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承担起先辈们未完成的事业，接续奋斗，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屹立在世界东方。 资料图：10月9日，湖北武汉，游客参观武昌起义门。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国家统一，金瓯完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强调：“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思考台湾问题，国家统一是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 资料图：10月9日，湖北武汉，游客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我们坚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台湾同胞的理解、支持与参与。台湾同胞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民族复兴的幸福与荣耀！(完) 　　作者简介： 　　张海鹏，1939年5月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工作办中国历史学科评审小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教育部统筹推进“双一流”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等。 责任编辑：史词

（吉隆坡11日马新社讯）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1年政府资助临时措施（新冠病毒）修正法案二读，旨在扩大开销资助政府今年初宣布的4项刺激经济配套和援助计划。 他今天提呈该修正案说，该修正案寻求批准将抗疫基金（KWC-19）的抗疫开销从650亿令吉提高至1100亿令吉，并将法定债务上限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上调至65%，从而确保资助今年和明年的抗疫措施，延续国家复苏势头。 "根据抗疫基金最新状况，财政部预计今年的拨款不足以承担上述配套，这是因为目前已用了600亿令吉，截至今年9月底的余额限额只剩50亿令吉。" 他说，4项刺激经济与援助配套分别是人民及经济保护援助配套（PERMAI）、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PEMERKASA）、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加强版（ PEMERKASA Tambahan），以及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配套（PEMULIH）需要追加270亿令吉的拨款。 他指出，在考量今年和明年追加开销的需求、国家经济表现和法定债务上限后，有必要修改830法令，从而提高开销上限至1100亿令吉。 扎夫鲁说，中期而言，政府仍致力于根据第12大马计划巩固财政，放眼在2025年把赤字对GDP的比重降低至3.5%。 他说，政府增加450亿令吉的抗疫资金将用于7个用途，如下： （1）额外拨款127亿令吉承担工资补贴计划，从183亿令吉增至310亿令吉，涉及PEMERKASA、PEMERKASA Tambahan和PEMULIH配套； （2）额外拨款158亿令吉给国家关怀援助金计划（BPN），从252亿增至410亿令吉，涉及PEMERKASA、PEMERKASA Tambahan； （3）追加拨款20亿令吉给G1至G4小型计划，从40亿增至60亿令吉，旨在促进经济活动和国家经济； （4）额外拨款36亿令吉给关怀中小企业奖掖，从24亿增至60亿令吉。 （5）额外拨款10亿令吉以提高国家储蓄银行和创业集团商业基金（TEKUN Nasional）的微型企业贷款限额，总额达20亿令吉； （6）追加拨款40亿令吉给卫生部应对新冠疫情，从50亿增至90亿令吉； （7）额外拨款59亿令吉提高对易受冲击群体的社会援助，从1亿1000万增至60亿1000万令吉。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莫哈末沙哈于9月28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呈该修正案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