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扎拉验尸庭週四晋入第82天讯审，精神科顾问医生黄孝和重新出庭供证指出，死者在进入作为肇事学校的吧巴敦马士达华宗教中学就读后的最初几个月，面对适应新环境的困难。
他指出，13岁的扎拉进入中学后，必须适应一个相对封闭、制度化且讲求资历层级的新环境，
“学生在升上中学后的最初几个月都会经历一个过渡期。扎拉需要学习适应新环境，并认识新的朋友。”
“除了同学之外，她还必须学习如何与学长学姐相处，这就是我所说的层级式环境……扎拉在这段期间也遭遇无礼对待及指责，这些经历逐渐加重她所承受的压力。”
现年39岁的黄孝和是本案第75名证人，他是在验尸官阿米沙哈山主审下作证。
他在回答代表扎拉母亲诺莱达拉末的律师沙兰朱弗里的提问时表示，与小学时期相比，死者的应对能力及心理保护因素已有所减弱。
他说，扎拉在小学阶段表现优异，主要得益于她与母亲关系密切，同时与朋友、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关系也十分正面。
另一方面，证人在评估死者的日记内容时表示，他与艾丽哈妮哈欣教授曾反复逐页核对日记内容，以判断相关记录所反映的是正面还是负面情绪。
他说，他们在撰写供研讯使用的精神科报告时，并非只聚焦于个别页面，而是通过审阅扎拉数百页日记及其时间脉络，从更全面的角度进行分析。
他表示，虽然死者曾在日记中流露对母亲的愤怒及绝望情绪，但她同时也写下希望成为宗教学长团成员，以让母亲感到骄傲的愿望。
证人说，扎拉与母亲之间建立在高度信任基础上，双方经常通过面对面及线上方式保持联系，定期分享近况与意见，而扎拉本人也希望在中学阶段提升学业表现。
谈及扎拉留下的日记、录音、视频及照片时，他指出，这些资料在精神科分析中都具有同等重要价值，因为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扎拉的心理状态，“通过录音和视频，我们能够听到死者与母亲及朋友之间真实、自然的回应与互动。”
另一方面，证人指出，在评估儿童是否存在自杀风险时，关键在于了解孩子对成长环境及人际互动的主观感受，而非仅仅聚焦于父母离异或家庭冲突等因素；临床上经常接触到父母并未离异，但孩子仍出现自杀倾向或自杀行为的案例，因此不能将自杀风险仅归因父母关系
●另一方面，证人指出，在评估儿童是否存在自杀风险时，关键在于了解孩子对成长环境及人际互动的主观感受，而非仅仅聚焦于父母离异或家庭冲突等因素；临床上经常接触到父母并未离异，但孩子仍出现自杀倾向或自杀行为的案例，因此不能将自杀风险简单归因于父母关系问题。
他也披露，他在访谈过程中曾向死者父亲马哈迪哈欣了解其婚姻情况。马哈迪形容自己与诺莱达拉末的婚姻关系短暂，而且是在仓促情况下缔结。马哈迪认为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诺莱达。
他说：“他形容诺莱达不愿照顾他的孩子，并指控对方不忠；同时否认自己在婚姻失败中有任何过错。”
证人表示，马哈迪也表示，其与另一段婚姻所生的3名孩子过去曾与诺莱达同住。尽管死者与父亲关系疏离，彼此联系不多，但证人指出，死者一直努力维护父亲的形象。当有人询问父亲的去向时，扎拉通常会回答父亲正在工作。
死者母亲需获情绪上协助
●他也说，诺莱达除了需要通过死因研讯了解女儿死亡真相之外，也同样需要获得情绪上的支持与协助。当他与另一名专家艾丽哈妮访谈诺莱达时，发现对方虽然失去了女儿，却表现得仿佛一切如常。
他说，与一般人在失去至亲后所展现的悲伤情绪不同，现年46岁的诺莱达在访谈过程中始终保持冷静，并以直接、简洁的方式回答问题，“访谈进行到后期时，我们谈到了哀伤过程以及失去亲人的课题，并告诉她，感到悲伤是很正常的。”
“直到那时，她才放下心理防备，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女儿。这一点让我和艾丽医生都感到意外。她甚至向我们道歉，并询问哭泣是否可以接受。”
证人说，诺莱达自幼便长期处于一种“生存模式”之中，不懂得如何适当处理自己的情绪，并深信一旦表现出情绪，就会被视为软弱。
他指出，诺莱达童年生活艰辛，曾长期面对基本生活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食物和居所等方面的困难。他也说，当谈及自己的母亲时，诺莱达一度落泪。她表示，母亲在她6岁时便离开家庭，因此这段经历对她造成深远影响。
他认为，除了透过死因研讯厘清事实真相之外，也应给予诺莱达适当的心理支持，让她有机会面对并处理自身情绪。（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