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实践支队赴马来西亚调研滨海工程与海洋生态治理
2026年1月21日至30日，清华大学土木建管系、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与气候变化研究院联合组建的“水木相见·中马互鉴”实践支队，赴马来西亚开展为期十天的实地调研。支队由土木工程、环境科学、公共管理等多学科背景师生组成，围绕“滨海工程与海洋生态如何实现共生”这一现实议题，先后走访政府部门、学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与社会组织，系统了解马来西亚在沿海开发、生态保护与社区参与方面的治理实践。
在旅游开发需求持续增长、海洋生态高度敏感的背景下，这次跨国调研不仅是一场学术考察，更是一堂关于“如何在发展中守住生态底线”的现实课堂。
政府机构：用制度为海岸线划清边界
在沙巴州首府亚庇，实践支队与沙巴旅游、文化与环境部（KePKAS）及其下属机构展开专题交流。作为统筹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核心政府部门，該部門向支队系统介绍了沙巴州在滨海工程管理中的整体思路。
当地官员反复强调，海洋生态保护并非事后补救，而是从项目立项之初就被纳入刚性约束。以填海工程为例，开发方必须在施工前完成详细的水动力与生态基线调查，施工过程中接受独立第三方的高频监测，相关数据直接上报政府部门。一旦发现违规行为，轻则停工整改，重则面临高额罚款甚至法律追责。
这种“事前严审、事中严管、事后严罚”的管理方式，使得任何滨海开发都必须在清晰的生态红线内进行。交流中，該部門常务秘书拿督黎敏心对清华大学实践支队的专业背景表示高度认可，并明确表达了未来在海洋治理与青年交流方面持续合作的意愿。
在随后对东姑阿都拉曼国家公园马努干岛等区域的实地考察中，支队也直观感受到制度如何落实到具体空间管理之中：不同海域被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社区使用区和旅游活动区，高强度的人类活动被集中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从而减少对珊瑚礁和海草床的长期干扰。
学校和科研机构：让科学进入决策过程
如果说政府部门为滨海开发划定了“不能越过的线”，那么学校和科研机构，则为这些边界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吉隆坡，实践支队走访了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UKM-IPI）。作为马来西亚重要的气候研究平台，IPI的研究成果被直接用于支持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制定。研究人员向支队展示了如何通过沿海脆弱性评估、海岸线变化监测等方式，识别最容易受到侵蚀和极端天气影响的区域，为基础设施选址和防灾规划提供数据支持。
在槟城，支队访问了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海洋与海岸研究中心（CEMACS）以及地理系。这里的科研工作更加贴近一线实践：从监测有毒水母的预警应用，到通过绿色海水养殖帮助沿海社区减少污染、增加收入，科研成果被不断转化为可使用的工具和方案。
沙巴大学婆罗洲海洋研究所（BMRI）的调研则让支队看到了科研与社区之间的深度连接。研究人员不仅长期跟踪珊瑚礁和海草床的健康状况，还通过培训和技术转移，帮助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监测和修复工作。科研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成为社区日常管理海洋的重要支撑。
多所高校的实践让支队成员形成了一个共识：只有当科学研究真正进入决策流程、进入社区生活，生态保护才能从口号变成可持续的行动。
企业和社会力组织：在现实中寻找“共生解法”
在亚庇，实践支队走进由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滨海工程现场。以阁蓝帝斯码头项目为例，建设方在严格环保要求下，采用钢板桩围堰和分区回填等施工方式，大幅减少对周边海域的影响。尽管成本显著高于传统工法，但这一选择为敏感海域的建设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解决路径。
与企业“在约束中创新”形成对照的，是社会组织与社区力量在生态治理中的深度参与。
在仙本那，实践支队与本土环保组织Reef Check Malaysia（RCM）及多个社区保护小组展开深入交流。RCM长期支持当地居民开展珊瑚礁监测、修复和环境教育，并推动社区建立起独立行动能力。
在Selakan岛，支队与社区成员一同参与净滩行动。短短半小时内，队员们清理出约62公斤海洋垃圾。更令支队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垃圾并非简单处理，而是被送入社区作坊，制成文创产品，为居民带来额外收入。环保行动与生计改善在这里形成了正向循环。
在敦沙卡兰海洋公园，支队还考察了通过培训居民掌握养殖与监测技术，引导其从捕捞者转型为“护海员”的实践。这些来自社区内部的力量，正在成为海洋保护中最稳定、最持久的参与者。
结语：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在地选择
十天时间，跨越多地，清华大学实践支队从政府制度、科研支撑到企业实践和社区行动，系统了解了马来西亚在滨海工程与海洋生态治理中的多元探索。
支队成员一致认为，生态保护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真正可行的方案，必须建立在对当地自然条件的尊重、对科学证据的依托，以及对社区现实需求的理解之上。
马来西亚的实践表明，当规则清晰、科学扎实、社区被真正纳入治理体系之中，发展与保护并非零和博弈。这条“在地解法”的探索之路，也为全球其他沿海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