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扎拉验尸庭週四续审，重新受传召出庭供证的法医精神科顾问蔡诗鸿医生指出，导致扎拉死亡的直接因素，是事发当天清晨或前一晚所发生的高压盘问与孤立情况。
为本案第67名证人的他指出，外界所认知的亲子冲突问题，虽然属于众多诱发或间接因素之一，但并非直接导因。
他说：“依我看，本案的直接因素，是当天清晨或前一晚所发生的高压盘问与孤立情况。”
早前的报导指出，在去年7月16日，扎拉在被一群学生传召及盘问后，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吧巴敦马士达华宗教中学宿舍底层，并在送院后翌日不治。
本案调研协调官达西亚珍妮此前曾询问，是否存在某项特定因素，促使蔡诗鸿在验尸报告中作出“死因与自杀相符”的结论。
对此，证人表示，社会往往误解亲子冲突，以为冲突是全天候持续发生，实际上许多情况只是阶段性或偶发性的。
他说：“心理状态极其个人化，也深受情境影响。关键在于死者如何感知及处理这些经历……作为一名对被拒绝高度敏感、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的少女，她会更负面地解读某些经历，并承受更强烈的心理痛苦。”
他也指出，死者在基本生存需求、情感联系及关爱方面，皆依赖母亲。
证人说，在不利环境下，青少年往往会迅速意识到，表达愤怒或憎恨等负面情绪，只会加剧冲突与不被认同的情况。
他说：“为了生存，青少年可能压抑内在情绪与心理痛苦，对外则表现出愉快、顺从的样子，以减少冲突与否定。这种情况称为‘虚假自我呈现’行为。
“在依附关系的脉络下，对父母的忠诚是一种强烈情感纽带。青少年可能在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与内心心理痛苦之间陷入巨大挣扎，因为她在生存、情感联系及关爱上都依赖母亲。”
此外，证人也提到，在心理防御机制层面，人会无意识地采取某些策略保护自身心理，而“反向形成”便是其中之一。
他说：“这是一种防御机制，即把不受欢迎、带有威胁性的负面冲动或想法，转化为完全相反的行为，例如表现得充满爱意、开朗愉快。”
当调研协调官询问所谓“条码伤痕”是否属于自残行为时，证人回答说，这是一种“不良情绪调节策略”，“这种行为通常用于调节心理痛苦，一个没有心理困扰的人，通常不会诉诸所谓的‘条码’行为。”
另一方面，证人也表示，死者所承受的心理痛苦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能带来长期影响。他指出，儿童的心理体验具有高度个人性，并深受其个人感知与理解方式影响。
他说：“更重要的是，她如何看待及处理这些冲突，因为这将决定她的感受。
“我同意，目前无法确定这些冲突的持续程度。有关冲突可能只是间歇性发生，而非全天候、24小时不断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所承受的痛苦不是真实的。
“必须强调的是，从她的日记内容来看，那不仅仅是挫折或愤怒，而是一种深层痛苦，甚至让她表达出不想继续活下去，以及希望母亲也不存在的念头。”
证人表示，死者的日记内容，比起录音或与家人的口头互动，更能作为反映其内在心理状态的重要证据。单凭言语互动，其实较难准确判断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他说：“青少年掩饰自身痛苦，其实是很常见的情况。他们可能对外表现得愉快、正常，但存在展现‘虚假自我’的风险。”
他也表示，死者进行的“心理验尸”报告中，其家族成员的证词，比起父母及同龄朋友的证词，所占权重较低。（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