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扎拉验尸庭週四晋入第82天讯审，精神科顾问医生黄孝和重新出庭供证指出，在死者坠楼的前一晚发生的群体对质事件，正是压垮死者心理承受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表示，这与最终导致其死亡的事件在时间上存在极为紧密的关联。
他补充，多名证人的证词均一致显示，在该群体对质事件发生后，扎拉首次出现持续哭泣及刻意与他人隔离自己的行为。
现年39岁的黄孝和是本案第75名证人，他是在验尸官阿米沙哈山主审下作证。
他表示，死者留下的文字记录中，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在事发前曾进行有计划、自杀式的安排或部署。
相反地，他认为，事发前一晚发生的事件属于一场急性心理危机，是长期遭受羞辱、被孤立以及面对群体对质后，在短时间内累积爆发的结果，最终令扎拉在数小时内陷入极度绝望状态。
谈及事发前最后一段对话时，证人引述证词指出，扎拉对一名同学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转校”；他说，这句话反映出死者当时试图逃离令她感到痛苦的校园环境，并且仍然希望能够在其他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他说：“这是典型的‘战斗或逃离’反应。她希望远离一个自己认为具有威胁性的环境。”
他指出，此外，死者当晚据称还曾询问：“如果我跳下去，会是什么感觉？”他说，从医学角度而言，这类言论必须结合其发生时间点，以及此前所经历事件的严重程度进行整体评估，而不能单独解读。
证人表示，死者在坠楼前一晚间与一群学生发生冲突后被独自留下，或导致挽救她的关键时机白白流失，事实上，当时正是介入协助扎拉的“黄金时机”，因为她仍留在厕所内，等待有人向她伸出援手，并倾听她的心声。
他表示，根据证人证词，死者当晚在试图证明自己清白时不断哭泣，但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人上前安慰或劝导她。随后，她将自己反锁在厕所隔间内，独自一人待至深夜。
他说，其后有3名学生进入厕所，并看见扎拉曾短暂从隔间内探头张望，但她们因感到害怕而迅速离开现场，“从精神医学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讯号，显示扎拉希望有人主动接近她，聆听她的感受，并让她相信自己依然被群体接纳。”
证人进一步指出，其中一名学生事后曾向一名学姐通报扎拉仍留在厕所内，但该名学姐据称并未作出任何回应便离开现场。
他说：“那正是介入的黄金时机。扎拉当时仍在那里，等待获得帮助，也等待有人倾听她的倾诉。她正处于进退失据、困惑且不堪重负的状态。”（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