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扎拉验尸庭週四续审，继续由逝者母亲诺莱达拉末供证，她表示，她在未获医院方面告知验尸程序重要性之情况下，就签署了拒绝女儿遗体解剖之同意书。
她指出，事发当时，她由专程自吉隆坡赶赴而来的胞兄与嫂嫂陪同在侧，“我们当时惊慌失措，且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因而签署了拒绝验尸之表格。”
她说：“当时我万分哀痛，遂答复：‘我不愿女儿受此折磨，我于心不忍’……我们冀望尽速办妥扎拉之后事，加之顾及从亚庇运灵至实必丹尚需耗时约三小时之车程，故作此决定。”
证人是在面对代表律师沙兰朱弗里盘问时这么表示。她表示，她对验尸之认知，仅流于遗体需经剖开以查验内部器官。
针对另一项提问，她透露，经家属商榷后，决议由她与胞兄共赴加拉文星警局，就扎拉一案正式投报；期间则由嫂嫂留守病房，照看扎拉。
面对沙兰的进一步盘问，即是当时值勤的洛加拉惹医生早前供证时曾指称，在死者家属决定拒绝验尸前，他已向逝者母亲及其家属详述有关程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曾向家属言明，若不进行解剖，家属将无法进行索赔或获取确证死因的官方验尸报告时，证人坚称对此毫不知情。
当被问及签署前是否曾详阅表格时，她坦承当时仅匆匆一瞥，并未理解其内容，“那一刻我悲恸欲绝、惊慌失措，浑身不住颤抖，根本无法理清表格上的任何字句。”
此外，她指出，其在签署后并未获发该表格之副本，直至后来警方在录取口供期间提及该文件，一名女警才通过WhatsApp将副本发送予她。
证人追忆，在女儿坠楼当天凌晨4时37分的一通惊魂来电，告知爱女倒卧宿舍地面并已紧急送院，令她顿遭晴天霹雳，泣不成声。
她坦言，当时不仅难以消化爱女遭遇横祸的事实，更对如何赶赴亚庇中央医院感到彷徨无助，“我苦候至天明，方才鼓起勇气，在毫无亲友陪同之下，独自冒雨驱车前往亚庇中央医院。”
她于当日上午9时许抵达医院，并于急诊部外与敦马士达华宗教中学宿舍管理员诺拉西玛碰面；当其在急诊部红区初见扎拉时，爱女已然昏迷不醒，且头部与双腿皆严重出血。
证人表示曾殷切期盼爱女能重拾意识，亲口倾诉其遭遇；她凄然忆述，她在医院孤身彻夜陪伴爱女，目睹她头部与双腿染血，满腹疑团，不断苦思究竟发生了何事。
她说：“重点并非仅是彻夜陪伴，我更揪心于她的伤势。究竟事发经过为何？为何其头部与双腿皆会流血？究竟是何人对她下此毒手？”
“我殷切期盼扎拉能苏醒过来，睁开双眼，亲口向我道出事情的来龙去脉。”（020）
